以民法为例，民法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法律不问动机‘。
第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早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了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
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人都追求建立理想的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其理论根据之一就是源自人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然也必须提倡权利优位于义务。因此很有必要对此予以深入研究和广为宣传。不是国家制度制造人民，而是人民制造国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4)国家权力的本质属于社会权威这一范畴，不能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利益。
西方有个记者曾问恩格斯，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恩格斯说，我愿意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们理想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个人的自由是社会上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联合体。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是人类同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总而言之，中是被记录下来的具体的正确行为规范。
《礼记·曲礼上》：告之以其制。故尸为代表神主、神像。让历史预言未来，在创新中返回历史，就是结论。《汉书·终军传》：刑于宇内。
中国地域辽阔，风俗人情各异，甚至十里不同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有毒酒致人伤亡案、劫持飞机案等案例，都被1997年修订刑法时所吸收，就是证明。
如果说后来居上的周人是捍卫农耕文化的英雄，那么，后来居上的秦人便是发扬游牧文化的豪杰。春秋战国时，礼治与法治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第一，宗法贵族政体与集权官僚政体的对立。站在中国法律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是继我国数千年之正宗，承上世纪60年代之余绪的光荣伟业。主要特征是：第一，这一变革主要发生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领域，既非根源于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革命，亦非伴随着民族战争。
在频繁的赦令下，舆论工具已由士大夫之手逐渐转移于国家机构。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之所在。《资治通鉴》宋永初元年载：刘裕在登基时的大赦令中宣布其犯乡论清议，一并涤荡，与之更始。这些成文法典都是统治阶级在借鉴前代法典且宜于时变的基础上，经过审慎的立法工作而产生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谈到令的价值和特征：法律不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2002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8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主题报告中要求：加强案例研究，发挥案例的参考作用，不断拓宽审判业务指导的新渠道。
这种以积蓄农产品为终极目的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内向的、封闭的。明《明律》（七篇三十门）。
这自然使年长者居于优越地位。《说文解字》：法者刑也。第三，重判例法的人治与重成文法的法治的对立。然而神人送给皇帝的这个*，与其说是一个独角神兽，不如说是一宗伟大的文明财产。战争无论是出于维护社会安宁还是人主中原，都是以保族保种的民族斗争为形式的政治行为。《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律的本义或即在人口聚集之处摆放着一组战鼓，并用它发布军令、政令。而秦简《为吏之道》则公开宣传君怀、臣忠、父慈、子孝之类。
中国的混合法在东亚大陆自然生成，延续数千年而未曾终绝。《诗经·大雅·抑》：克共明刑。
后来，议事以制被制度化了，即法官遇到疑难案件不得擅断，须上报朝廷，由皇帝裁决。以土曰型，以金曰镕，以木曰模，以竹曰范。
法律价值观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而形成的。《说文解字》：范，范*也。从1986年开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重视专业化分工和案件评查工作。从中国西汉的春秋决狱，到美国大法官的著名判例。
这一客观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之中，必然引起传统法观念的变革。十种常赦所不原的重罪之中，四条半是维护皇权的，四条半是维护族权的，皇权与族权结合得天衣无缝[14]。
没有成文法规、条例的，依法律政策。这里仅举其要而简述之。
但是，这种整体上的对立并未排除局部上的统一。(2）则则，《说文解字》：则，等画物也。
豆，食肉器也，从口象形。第二，秦人的旗帜已经不是狭义的地域文化的旗帜，因为它实质上正代表了各诸侯国内部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国语·鲁语上》：毁则为贼。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时决事比。
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判例制度的复兴与完善投入了持久的热情。正如龚自珍所云：子也弟也不可教，以家法死之，死之而不明之于有司，不暴于乡党国人。
祭祀之尸，其陈之祭，有似于尸，故亦以尸名之。而法律的条款也常常带有道德伦理的色彩。
可见，马将军故事是汉律与交趾地区旧制互相结合的产物。荀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真正的官方学术，正如谭嗣同《仁学》所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